医学心理学的概念

　　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医学是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医学心理学则是研究医学领域中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心理因素在人体健康和疾病及其相互转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规律。它们都是以人做为研究和服务的对象。

　　目前，医学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四个部分。不论哪一部分，它所研究的都是有关“人”这一有机体的健康和疾病问题。既然研究的对象是人，就应看到，他不仅是一个有血肉、有生命、有脑子和有完整生理活动的动物，而且还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有情感和有各种心理活动的动物。所以，人的心理活动也同其生理活动一样，必然会反映在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上。

　　医学科学的任务不仅要诊断和治疗一个人的疾病，修复组织器官的病损，恢复机体的功能，使其达到原来的健康水平，而且还要对健康的人采取一些防病措施（如提高机体本身抗御疾病的能力，减少周围环境致病因素对机体的侵袭等），以达到健康地生活和延年益寿。以往，在医疗过程中，面对即将患病、正在患病以及病后康复的人，或尚属健康而来咨询的人，医务工作者常常只看到所服务的生理活动或生物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心理活动或社会的一面，以致常出现“见病不见人”的现象。他们很少研究个体心理因素与疾病发生、转归和预防的关系（例如某些心理因素如何引起某些疾病的发生或使某些疾病恶化；在疾病所呈现的症状上有多少是受心理影响或者本身就是心理上的病态；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因素是否也同药物、理疗或外科手术那样可作为有效的治疗工具；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除改善环境及生活条件外，需要不需要心理方面的措施等等。）在门诊，医生往往把病人当作是一个缺乏医学卫生常识的医盲。特别是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患者，因他们诉说病情啰嗦，答非所问，有时还没有听完主诉，便匆忙地听一下心、肺（有时甚至不作任何体格检查），就把处方开好了。在病房，医生们关心的是病人所患的“病”，对那些疑难病症或罕见病，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想方设法作各种检查以找出病因，明确诊断，并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他们往往不注意患“病”的病人，甚至叫不出病人的名字，只知道哪一个房间、哪一张床和患什么病，并经常用病床号或病名代替病人的姓名。对前来探视的病人家属和同事，对有关病人的家庭和工作情况，如与病情无关，一般是不过问或根本不感兴趣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医与病的关系，而不是医与人的关系。

　　这种见病不见人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传入中国的现代医学，是以实验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为基础的。实验生理学主要用动物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体各系统、各部分的生理功能；而细胞病理学则把人体当作细胞的“联合王国”，是由不同细胞组成的各种器官巧妙地构筑在一起的一个生物体。任何疾病都是某一器官或某一团细胞发生器质性或机能性病变的结果。解放前，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受这些生物医学的学说或理论的影响，使多数医务工作者对病人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即使注意到整体也只是把病人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物，而忽视其思想和情感在疾病中的作用。解放后，虽然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已逐步树立起了为病人服务的思想，然而医学教育仍然因袭旧的模式，把病人当作生物人而不是社会人的思想在某些医务人员中存在仍较普遍，常只注意病人生理的一面，这样，对病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全面的。为了改变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必须增加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课程，使医学生对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由于心理学近年来进展迅速，无论在基础理论或实际应用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成果。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医学领域，便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医学心理学。它阐明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及其机理，不仅成为医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研究寻求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的心理途径，解决同健康和疾病有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这样，医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整个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心理学的观点、方法、技术和措施，成为心理学和医学相互结合、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

　　现代医学以往过分强调个体躯体的健康和疾病，较少注意心理的健康和疾病。个体的生理活动经常是与其心理活动同时存在和进行的，不论疾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一部位，哪一个器官，都会影响到这两个方面。例如，当一个人患了感冒，病变主要在上呼吸道，却也影响全身，除了鼻塞、咽痛、咳嗽，甚至头痛、发热外，还觉得精神不振、不想工作或学习，甚至烦躁不安。这说明疾病不仅对人的躯体，而且对人的心理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人患病时，其心理状态对他所患的病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着疾病的进程。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由于精神面貌不同（一个乐观有信心，一个悲观失望），对疾病的反应和体验也不一样了，其呈现的症状也会有所不同。患有同样疾病、接受同样条件治疗，而效果截然不同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人和环境的关系、心理与生理的关系的重要性愈来愈被临床医学所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事件，通过人的心理反映到每一个体身上，引起其心理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种种变化，从而使其健康状况发生改变，也影响其疾病的进程。单纯用药物、理疗和外科手术来治疗疾病已远远不够，还应从病人的精神状况、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工作性质、同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就是要从病人本身的疾病和他所生活的环境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治疗问题。

　　这样，如使病人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现代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必须从原先固有的医学概念模式中解脱出来。旧有的概念模式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是由生物科学为基础的医学教育所赋予的。它通过教师和教科书、临床实践以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组织的各种设施和制度，使医务人员对待病人形成了特有的一套思想和行为方式。这一模式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并且也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找到特异的治疗手段”，“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因此“化学和物理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现象”（引自G.L.恩格尔）。特别是随着生物科学进入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对疾病的认识愈来愈深入，已查明有三千多种疾病可在染色体或基因水平上找到其病因。各种特异性的化学疗法以及高度特异性的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置换和人工受孕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生物科学对医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促使临床分科愈来愈细。各种专科的建立也导致了过分注意局部而忽略整体的现象的发生。医务人员常忽视病人的陈述而习惯于依靠各种数据来诊断疾病。专科检查的项目也似乎收集的数据愈多愈好。在治疗中，只重视药物的作用，频繁地更换或罗列使用各种特效药物，而较少考虑病人对治疗的感觉和反应。

　　为了摆脱生物医学模式所产生的弊端，必须建立另一新的概念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它把曾对疾病产生巨大医疗效果的生物学成果和心理学、社会学的成果结合起来，不仅从人的个体局部，也从整体以及群体、生态系统诸方面来综合考虑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这一概念模式认为：外界的社会因素或个体的生物因素都须通过个体的心理反映才能主动调节人际关系和自身的心身关系，而这两个关系的和谐程度在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恩格尔：需要新的医学模式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G.L.Engel）在197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他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疾病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分子生物学是它的基本学科。这种模式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不仅要求把疾病视为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而且要求根据躯体（生化或神经生理）过程的紊乱来解释行为的障碍。因此，生物医学模式既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又包括心身二元论，即把精神的东西同身体的东西分开的学说。在这里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物理主义原理，即它认为化学和物理学的语言最终足以解释生物学现象。…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在医生们开始受职业教育以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就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它的局限性易受忽视。简言之，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而教条则要求不一致的资料勉强适应模式或对这些资料干脆排斥不管。生物医学教条要求包括“精神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用物理机制的紊乱来解释。结果只有两种办法才能把疾病和行为调和起来；一种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说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另一种呈排外主义的办法，它说任何不能作如此解释的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

　　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到达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即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这就要求一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传统的生物医学观点认为生物学指标是决定疾病的最终标准会导致目前的矛盾：某些人实验室检查结果是阳性，说他们需要治疗，而事实上他们感到很好，而感到有病的人却说他们没有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对于一个焦急不安和机能障碍的病人，医生必须考虑社会和心理因素以及生物学因素所起的相对作用，这些因素既包含在病人的焦虑不安和机能障碍中，也包含在病人决定是否承认自己是病人和是否承担在治疗中有合作的责任之中。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对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是一个挑战。……医学机构被认为是冷酷和不近人情的。作为生物医学中心的这些机构威望越高，这种抱怨越多。许多医生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很好，但医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质很差。许多人承认单单在生物医学模式范围内这些是难以改善的。

　　霍夫曼把不必要的住院、滥用药物、过多的手术和不适当的使用诊断试验直接归因于生物医学还原论和它的支持者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统治。（摘自《医学与哲学》1980年第3期88～90页。